镂金刻银铸珍奇：漫话吐蕃金银器

其中一件带把杯的指垫上还饰有一件浮雕的带翼奔兽，从其形象上看似为奔狮。而粟特人也很重视这种装饰方法。

　　美国学者谢弗在其名著《撤马尔罕的金桃》（中译本名为《唐代的外来文明》）一书中曾经这样赞叹道：“在对唐朝文化做出了贡献的各地工匠中，吐蕃人占有重要的地位。吐蕃的金器以其美观、珍奇以及精良的工艺著称于世，在吐蕃献给唐朝的土贡和礼品的有关记载中，一次又一次地列举了吐蕃的大型金制品。吐蕃的金饰工艺是中世纪的一大奇迹”。历史上中原王朝的文献记载也证明吐蕃朝贡的金银器具有很高的水平，既使是在高度发达的唐代金银制造工艺中也独树一帜。例如史书记载，唐代显庆二年（657年）吐蕃赞普派遣使节向唐王朝贡献了一座金城，城上不仅立有狮子、大象、骆驼、马等动物，动物之上还有骑手。与这座金城同时贡奉给唐王朝的还有金瓮、金颇罗等金器。又如，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吐蕃再次遣使向唐王朝贡献方物，这次献上的贡品当中有金银器玩数百件之多，“皆形制奇异”，唐朝皇帝为了让百官群僚都能够观赏到这些来自高原的珍奇异宝，特指令将这些金银珍宝都陈列于都城的提象门外，“以示百僚”。那么，吐蕃金银器的真实面貌如何？它们是否真如文献记载的那样精彩动人呢？

都兰吐蕃墓出土的动物形银器

　　近年来，在海内外调查发现了一批吐蕃时期的金银器，让我们得以窥见唐代吐蕃金银工艺的高超水平。其中器形最大的，是今天保存在拉萨大昭寺内的一件银壶，这件银壶的造型十分特别，它的上端开有圆口，口缘饰八曲纹，口沿的下方做成空心立体羊首，羊首的后侧竖起两耳，羊首前端上下唇间衔有一个圆管形小流，羊首下为喇叭状的细颈，颈上端饰弦纹、四瓣毽纹各一匝，颈下部接球形瓶身。纹饰部分有鎏金痕迹。银壶上的纹饰十分丰富多彩，口部的外壁饰山岳状花瓣一匝，颈身相接处装饰联珠纹、叶纹、四瓣毽纹和弦纹组成的纹带。在银壶的主要位置，有一组生动活泼的鎏金图像，饰有单人弹琵琶和成组人像各二组。其中弹琵琶者将琵琶置于背上，双手背于身后，呈“反弹琵琶”的姿态，与著名的敦煌壁画中的反弹琵琶图像如出一辙。另一组人像中，有一位系有“簟囊”的壮汉正在弯腰扶持另一位脸上长着络腮胡子的醉汉，另一位穿着高勒靴的青年男子屈蹲在醉汉的胯下，抱持着他的右足。从画面上看，这几位人物都是深目高鼻的胡人，似乎是在一场痛快淋漓的开怀畅饮之后，正在“家家扶得醉人归”。对于这件银壶的来历，学者们有不同的推测，由于它具有浓厚的域外文化色彩，有人认为它可能是制作于中亚呼罗珊一带，也有人认为它可能是属于波斯或粟特系统的银器。至于它是因为什么原因流传到了吐蕃都城逻些（今拉萨市）今天已经无从知晓，学者们推测它或有可能是一件战利品，也有可能是通过“高原丝路”贸易交换而来的一件商品，甚至不排除是吐蕃掠获的突阙、波斯向唐王朝的一件朝贡品。

都兰吐蕃墓出土的动物形银器

　　一些吐蕃金银器流传到了海外。其中保存在美国克里弗兰艺术博物馆内的三件吐蕃银器堪称传世品中的佳作。这三件银器中，一件是银质角杯，一件是带扳手的敞口银杯，还有一件是高颈的银瓶，均采用捶揲工艺制成。所谓“捶揲”，唐代也称为“打作”，按照齐东方先生的解释，捶揲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锻造或打制，其技术可以是冷锻，也可以经过热处理。这种工艺是利用金、银质地比较柔软、延展性强的特点，将自然或冶炼出的金银锭类的材料捶打成各种形状，供进一步加工使用。捶揲技术可以追求优美而写实的艺术表现，既可以制作器物的形体，也可以制作装饰花纹。克里弗兰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三件银器都是首先捶揲出器物的基本形状，然后再捶出器物表面凹凸起伏的各种花纹、人物、异兽图案。从这组银器器口可以观察到，在捶打的过程中使用了内、外两层银板，主要以外层银板成形，内层银板主要作为衬托。在器形和纹饰基本形成之后，再在外凸的图案上錾刻出更为细腻的纹样。

　　吐蕃金银器上丰富多彩的装饰纹样最具有民族和时代风格。在唐代的金银器纹饰当中，吐蕃金银器的纹饰特点一是在其肩部、圈足上常常饰一周联珠纹饰，二是器腹上所饰的植物纹样枝叶粗大，风格更显粗犷奔放，三是金银器上所饰的动物造型奇异，具有独特的造型和风格。例如，在一件美国芝加哥私人收藏的吐蕃银瓶上，装饰的主体纹饰为三组两两交颈站立的立乌，其中一组头上有冠，一组头上有角，一组口中吐出长舌，各组之间有花草纹样相间隔，银瓶腹部饰三只带翼的神兽，站立于花草之间，似分别为翼马、翼龙、翼狮的形象。瑞士藏学家阿米·海勒博士对此研究认为：“瓶腹上的异兽图案，以及瓶腹上半部的成对交颈异兽，都是吐蕃王朝时期典型的藏族艺术纹饰，溯其源流，则是受到喜欢用联珠圈内饰成对的异兽、异禽为主体、以花叶纹或心形纹为间纹的粟特织物纹样的影响。交颈或相对的动物造型在藏族称为‘托架’的用铜合金铸造的护身符中也可屡屡见到”。在西藏西部11世纪的早期石窟壁画藻井的装饰图案中，我们也可以见到这种交颈立乌纹，证明这一题材一直到吐蕃王朝灭亡之后还在一些地区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都兰吐蕃墓出土的动物形银器

　　美国克里弗兰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吐蕃银瓶上部饰有四只乌纹，腹部有一方印，印上方饰有一蹲伏动物，似为狮子。银瓶的腹部共有四组图案，似为一人面乌身人像、一狮、二龙，其中一龙似为二龙交尾形状。其中人面乌身像头上戴有三花宝冠，身穿交领长袍，衣襟上可以观察到饰圆形纹，身下生出两翼，足为乌足，尾巴下垂，站立于一朵盛开的花朵之上。有学者研究指出，在有关早期吐蕃赞普的传说中，藏族先人皆为半人半鸟的异人，人首乌身，指趾带蹼，乘带翼巨兽而行。这件银器上面的纹饰恰好提供了这种异人异兽的具体图例。美国克里弗兰艺术博物馆的马莎·卡特博士也认为，这件银瓶上出现的人面乌身像的服饰特点反映了同时期吐蕃服饰和头巾的式样，他身上所穿长袍上的小圈点状纹则是萨珊、粟特纹样及其衍生纹样中十分典型的团窠图案。阿米·海勒和俄国学者马尔夏克还进一步指出，这类衣饰“表现的是吐蕃人对当时粟特式长袍的了解”，并且由此认为这组银器上的图案应是吐蕃人制作的，但却体现出浓厚的粟特图案和冶金工艺因素，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汉地唐朝纹饰的影响。

　　在吐蕃系统金银器中，在造型艺术上最富于变化的是一批金银质的带把杯。从总的风格来看，它们与唐、粟特系统的带把杯均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在带把杯的杯把上都带有横平而较为宽大的指垫，在杯的环形把上加上这样的指垫，既可以使手感舒适，又能帮助其他手指加力持重，增加持杯时的稳定度，这原本是粟特带把杯常见的做法，很可能为吐蕃人所借鉴。其中一件带把杯的指垫上还饰有一件浮雕的带翼奔兽，从其形象上看似为奔狮。而粟特人也很重视这种装饰方法，在粟特人的带把杯指垫上常常饰有精美的花纹或人物头像，这种在指垫上饰奔兽的做法虽然过去极为罕见，但可能仍是源自粟特风格。与唐和粟特系统的金银带把杯相比较，这批吐蕃系统的带把杯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器体浑圆而没有折棱，其中多数器腹均较低平，杯深小于口径，带有小圈足，杯体近似圜底碗形，而不见唐和粟特系统带把杯中的常见的八菱形杯体、筒形杯体、“6”字形杯把等特征。由此可以说明吐蕃系统带把杯很可能是对唐和粟特带把杯的一种借鉴或仿造，而不是直接从唐或粟特传入。

　　吐蕃的金银器制作工艺直接受到中原唐王朝的影响。吐蕃王朝建立之后，通过与唐的联姻、朝贡等不同方式加强了和中原唐王朝之间广泛的文化联系，从唐代输入了包括金银加工在内的若干工艺技术。如藏文史书《汉藏史集》记载，松赞干布迎请唐文成公主人藏，唐王朝不仅两次对其册封，“并遣送吐蕃以前没有的蚕种、米酒、水晶工匠等多种工匠到吐蕃”。其后，唐金城公主嫁人吐蕃时，“陪送的嫁妆有数万两黄金、各种工匠、各种器乐”，我们不难想象，在唐朝派往吐蕃的“各种工匠”当中，可能也就包括有金银工匠在内。此外，吐蕃通过朝贡而获得中原王朝赏赐的金银器皿，也是一种学习唐朝先进的金银器制作技术的方式。

　　另一方面，随着吐蕃王朝的兴盛强大，不断向周边地区扩张，与中亚、西亚和南亚各国都不同程度地有着相互联系和文化上的往来。在吐蕃金银器当中之所以会融人唐、波斯、粟特等多种不同文化因素，和这个文化背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吐蕃由于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犹如欧亚大陆文明交汇的一个十字路口，从不同的来源和途径吸收了来自东方与西方优秀的传统工艺技术，而后形成为自身独具一格的金银器风格，正是这个激烈动荡的历史时期，东西方文化碰撞、交流的一个缩影。

(责任编辑：西藏旅游攻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