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瓷碗在西藏的传播

瓷碗在西藏的传播，在藏族的传统生活中，名贵的瓷碗是庄重神圣的象征，是向神供奉的圣物。洁白晶莹毫无尘垢的吉祥之物。形状可爱内盛各处营养食品。人人喜悦成为大众必备用品。

　　在藏族的传统生活中，名贵的瓷碗是庄重神圣的象征，是向神供奉的圣物。日喀则萨迦寺，释伽牟尼佛像前供案上，供着大量的瓷碗。据统计，萨迦寺有各种瓷供碗２７００多个，均是宋、元、明、清历代历朝皇帝赐给萨迦班智达、八思巴、恰那多吉的弟子及历任本钦的。参观过日喀则东陵扎什南捷大殿的人都会注意到，在五世至九世班禅祭祀灵塔的最上方，九世班禅却吉尼玛铜像的口前，有一个青花高脚碗，里面盛装着印度洋的水，那是供奉五世至九班禅的，这是最崇高、最圣洁、最能代表十世班禅大师心愿的一只供碗。成书于景泰年间（１４５４年）的《汉藏史集》，作者达仓宗巴、班觉桑布作了如下礼赞：

　　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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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洁白晶莹毫无尘垢的吉祥之物。
　　形状可爱内盛各处营养食品。
　　人人喜悦成为大众必备用品。

　　西藏的瓷碗是从汉地、印度、波斯传入，其传播途径主要是汉地。时间大约在文成公主进藏之后。史书记载；在龙朗楚吉杰波王（即赞普都松莽布支）在位之时（公元６７３年）由技艺高超的汉地工匠（此时“文成公主”已进藏３２年。在索那鲁波目地方（即现墨竹工卡县）以珍宝为原料烧制了上、中、下三等三十二支大小不同的碗。上等和中等的碗为白色，下等的多数为青色。据考证。叶蕃时西藏没有烧过瓷器。应是文成公主所带无疑。与这些碗同时传入的有三种碗，被称为这则、朵拉、强伽，这些是在吐蕃时代由印度转入的碗。达则碗的图案没有一定，据说有刺猬和蓝色圆圈两种，据考证，上述白瓷碗和青色碗是跃州瓷窑系（今陕西铜川一带）生产的白瓷。这是西藏有瓷碗的解文字记载。

　　从唐太宗于阳木马年（甲午、公元６３４年）与吐蕃王互相聘问赠礼以来（这是汉藏之间建立的最早联系）。到明宣德年前，这八百多年中，中国瓷器发展走过唐、宋、元、明四个朝代，随着宣德五彩瓷的出现。中国瓷器达到了鼎盛时期。不论从艺术上，还是从制作方法上均达到成熟阶段，在这八百多年中，也是瓷器由少到多逐步传入西藏的历史。到了时朝这种瓷器传播达到了高潮。从１４０６年明成祖召萨迦寺活佛银协巴去京。为朱元蟑夫妇荐福造度，返藏时赠给名贵瓷研究会开始到明崇祯六年止，在这二百余年中，西藏大小法王、本钦争先恐后去京谒见明朝皇帝，先后有一百多次，一万二千多人次得到明朝皇帝的赏赐，其中对法王、本钦的赏赐１１７人次。这其中不泛大量的瓷碗瓷器。史料载，明宣德七年一次赏给乌斯藏法王瓷器一千件。这期间，明朝各种青花、五彩瓷器大量传入西藏，使藏族先民对瓷碗的感性认识产生了一个飞跃。藏族人们经过比较鉴别后，把明永乐年的名瓷青花“压手杯”，宣德五彩水鸳鸯碗等，作为喝酒、饮茶、吃饭的固定模式碗接收下来，以后这种标碗逐步在藏流传直到现在。

　　康乾时期，大量落有“大清康熙年制”、“大清乾隆年制”款名的瓷碗进入西藏，随着各种落款瓷碗的传入，西藏各地烧制的陶宛中开始出现落款。这种落款分“庙款”、“宫款”和民款。笔者曾收藏到一个落八思巴文底款的陶碗，翻译过来是一个“萨”字。后考证，这是一种叫萨则的碗，是作为给具吉祥萨迦派的礼品而制造的，这种碗的中心处都必定有一个“萨”字，墨竹工卡陶窑为布达拉宫专数的“御陶”上，落款“布达拉宫用”或“最高处用”。因西藏缺少烧制高质量的瓷器的硅酸盐土和高岭土（仅江西、福建、湖南有）及这种工艺。各大寺庙和大贵族则采取了在藏画图纸，到内地、宫、御窑烧造，来制造自己所需用的碗，有的是藏族图案落汉款字；有的是内地传统宫廷图案落藏文款；有的是藏式图案落藏文款；有的是藏式造形但画风及字皆为汉风。史料记载：乾隆年间，大清乾隆曾谕旨唐英：“照西藏所送样子速速烧些来”。光绪年间，西大后曾下旨景德镇御窑厂为西藏布达拉宫烧造大批五彩龙凤呈祥图案的八寸毛血盘及各种碗盅，藏文落款：“布达拉宫”专用，笔者曾收集到一个五彩圆口肚大碗，碗周围画着西藏风马旗上绘制着代表战神的五种动物：马在碗心（为祭红色），雄鹰（金黄色，其造形是风头鹰身），猛虎（黑彩构画线条，鳝鱼黄涂虎毛），龙（瓜皮绿彩），狮（茄子紫）。其风格是唐嘎画风。落款，六字青花料款大清光绪年制。这是一只典型的藏汉艺术融合的碗，是一只民族团结的碗，在笨教的图象学中，虎象征着身体，狮象征站膘悍英武精神，龙象征着繁荣，马象征着灵魂。而鹰则象征着蓬勃向上的生命力，这是藏汉艺术在碗上的浓缩，在审美艺术上的结合，在传统技艺上的相互补充、合作、融合，在精神上的一种交注

　　在传播手段中，瓷碗分别从陆上转水上动进，在陆上传输时，开始是用纸包筐装，骡载马驮。由于包装上的不合理，经过几千里的颠簸，马上马下千次搬动，到了西藏破损者“十有八九”。以后改用碗套，按碗的形状编成各种形状碗套。，将研碗置于其中。先是用草编套，后用皮套；开始用软套，后改用中间硬里外软的一种碗套，还有铜套铁套。对于极高贵的碗甚至用带吉祥纹的银套，装碗的筐也由普通竹筐，发展为专用竹筐。这大大提高了长途运输后的好碗保率。水上运输则将碗装船先运到印度的港口，然后再经陆地从亚东或樟涌进西藏。

　　随着碗文化的传入，也带来了精神的传播，首先是皇权精神的传入。随着碗文化的发展，碗的作用由“一碗多用”逐步发展为专碗专用，而对碗的使用也由官民合用发展为分级食用。象皇帝用的御碗，皇亲大臣的富贵碗等。到清朝康雍乾时期，瓷碗已成为权力大小的象征，它象周朝的青铜鼎、汉朝的玉器。康宋的金银器等一样。清朝的珐琅彩瓷，是宫廷的“皇瓷”。那时，康雍乾朝皇帝有自己的御窑，御用督陶宫，象“年窑（雍正时的督陶官年希尧，他所督造的御客叫“年窑”），“朗窑”（乾隆时的江西巡抚兼督陶官朗廷极他督造的御窑叫。朗窑”）。“唐窑”（乾隆时的江西景德镇督陶官，他所督造的御窑叫“唐窑”。”唐英曾为中国的造瓷艺术做出卓越的贡献）。一些王孙贵族也都有自己的专用瓷窑。冠以什么堂。斋之名。象“若深珍藏”，就是康熙的十七、十八子，即十七、十八阿哥的官司窑。那些落款“大明”、“大清”及堂斋款的瓷器，就是皇权的象征，雍正皇帝嗜瓷如命，无古（瓷）不仿，无名（瓷）不仿。并亲自设计各种造型的瓷器。笔者几年前曾在冲赛康买得一只仿宋隐青高足碗，碗里落双圈六字楷书款大清雍正年制。据资料记载，雍正四年八月八日奉逾旨：明高足碗一只，着年希尧照样烧些来，落款大清雍正年制。这种高足碗怎么传到西藏呢？据初步分析，当时雍正皇帝把它作为珍品赏赐给达赖、班禅及西藏高僧的，这种赏赐不仅是瓷碗本身，而是通过瓷碗对西藏的“权力赏赐”和“感情赏赐”。这种以物代权，以瓷代权的权力赏赐始于元世祖忽必烈。明成祖年间分别于１４０６年和１４１３年召萨迦葛玛葛举派黑帽系的第五辈转世活佛银协巴（藏文中意为如来），众生依怙大乘法王贡葛扎西坚赞贝桑布去南京，在灵谷寺为明太祖朱元璋夫妇荐福造度时，给了封号。后来他们返藏时赏赐青花五彩鸳鸯纹碗两个，这碗中大的一只是献给大乘法王的，碗内口有一圈用藏文写的日昼吉祥等文字，是专为法王、活佛烧造，瓷器赏赐最大、质量最好首推康乾时期。随着各种赏赐研究会杯的传入，西藏各大寺庙逐步以汉皇帝赏赐的等级，把各类碗分成若干供奉等级。这种供奉等级适应了西藏政教合一的体制。各派宗教势力，为发展自己的势力和巩固已取得政权，都很器重代表“权力赏赐”的碗，并把皇帝给的碗同供皇帝的画像和御笔手书一样，供在最敬重、最神奇的地方，其次，自从瓷碗上有字款和图纹以来，人们就把对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浓缩在掌中国径之间，把精神寄托在这天天看得见，用得上的物品上，瓷碗上常见的字，福、禄、寿、喜等吉祥字样。常见的画面有：连年有余（莲花和鲁的图案），莲生贵子（莲花和蓬蓬）、喜上眉梢（梅花枝上蹲一只喜鹊），一路平安（水中一只鸳鸯、一只鹌鹞），太平有象（大象身上驮一只瓶子）富贵长春，三阳开泰、望子成龙，还有八宝图案，八仙图案八瑞图案之类，这些从一个特殊的空间反映了中国流传的民间民俗、精神观念。碗进来了，各种吉颂词、吉颂图也进来了，墨竹工卡“御窑”在为布达拉宫专烧的陶器中，在葛巴拉（以人的头盖骨做成的碗，作为修习密宗时的法器），碗上刻有藏民族传统的莲花图案和八吉祥图案外。还有篆字、寿字、喜字纹。在一些传统的民房中，许多横梁和墙上都用寿、喜字作为装饰。在家家摆设的藏柜上，除了传统的四瑞图、八宝阁外，还有汉文化中的仙鹤图、龙凤阁、寿星图、八仙图、荷花图充牡丹图等。民主改革前，一些大喇嘛、大活佛穿的袍子，上面还缀满了寿字、喜字及宫廷图纹。

　　对于碗文化，由于藏汉异地文化的差异以及民风民俗，加上西藏长期是政教合一，以教代俗，两者对于瓷碗和瓷碗艺术的鉴赏上也有区别，如对颜色的理解。对图纹的解释，对日月、山门等自然现象赋予的含义等等。对碗本身的认识也是如此。藏民族大量的吸收了汉文化中的养料与内容，但同时又融入了自己的民族精神与审美观念，从而导致了对碗本身的运用和理解。如对于有龙凤的图案、汉族把龙看成天子，把凤看成皇后，而且是富贵与权势的象征，藏民族除此以外，还加入神奇的意义，认为绘有龙的图案的瓷碗，能去毒，除茶垢，治眼病，使人聪明无病，破除痴愚，并使碗中食物鲜美。

　　在碗的使用上，藏族认为，有龙和云彩的碗是国王使用的；有飞禽和树木的，是高僧大德们用的；有水纹及水兽的，是高贵人用的。而汉族则认为‘往窑”烧造的碗是供后天上用的，而民窑烧造的碗则供民用的，臣民不得用御碗。

　　在鉴别碗的好坏上，他们对碗上图案总的评价是，有龙和云彩结合的图案的是上等，有茶和树木结合的图案的是中等，有鱼的水兽图案的是下等。再具体一点说：有龙、大象、狮子、老虎、法轮、净瓶、莲花、树木森林等图案的碗上上等的；有大鹏、鸭子、野兽、云纹、树纹、水纹海洋、水兽、花朵等图案的，虽能使人一时快乐，但终究不长久，有鱼类、乌鸦、人尸、执兵器的野兽，惊惶的动物图案，谁有这样的碗就会受苦。他们把碗上的图案与印度各种花对照，并与一个人的吉祥平安、食物充足、事业成败，智慧消长、后裔繁盛及三灾人难紧密地联系起来。

　　可以说“碗”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不仅是食用的器皿，而且是人们精神、文化的产物，“碗”的传播实则是一种文化传播。可以说我们通过这种文化现象的分析比较可以看出汉藏文化的共同之处和相互间的差异，可以分出汉藏民族各自的心态和信仰，更可看到汉藏民族之间的历史上的文化交流和亲密无间的关系。

(责任编辑：西藏旅游攻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