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时期西藏石刻文化探微

张虎生人类在自身的发展进化过程中，首先选择了石头，作为自己加工利用的对象。自从原始的石器工具诞生以来，石头，便和人类的生存发展、人类文明的不断创造。

人类在自身的发展进化过程中，首先选择了石头，作为自己加工利用的对象。自从原始的石器工具诞生以来，石头，便和人类的生存发展、人类文明的不断创造，人类社会的日益进步结下了不解之缘。一件打制的刮削器或一件麝制的石斧可以判断并且代表人类早期历史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从古老的石刻偶像到米开朗基罗的杰出的雕塑都凝聚着不同时期人类的智慧结晶和思想认识。人类劳动作用于石头，其产生的石刻文化更是遍布全球，源远流长。勿论是早于我国“甲骨文”的两河流域“楔形文字”[1]石，还是印度半岛西北部远古居民生活习俗的崖雕[2]，不同的民族都用同一种方法——刻石，记录并创造着自己的文明。

石头是人类进化发展，人类社会文明继承，创造的不朽见证。从纵向和横向来考察，石刻文化史都从一个侧面描绘和谱写着全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史，它以其深刻的文化内涵和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启迪着后人。追溯人类社会各个阶段发展的历史，大可从历史遗存的石刻文化中，使我们感味到历史的返璞归真，去辨识当时的本来面目。

我国的西藏地方亦不例外。古往今来，勤劳，智慧的藏族先民在这块高原的土地上留下了辉煌灿烂的石刻文化，并以自己独有的民族特色饮誉全球。仅就遍布于藏族地区的“嘛呢”[3]石堆所见到的“六字真言”[4]等宗教内容的刻石，在千余年的历史发展中，不管是从分布区域之广、数量之多，还是被社会各阶层所接受、普及的程度，都当推世界之首。我们无不为那些世世代代，默默无闻的刻石匠们不畏艰苦的精神和卓绝的毅力而感动，我们在他们精细而又庞大的作品面前沉思，内心被深探地震撼，这应当是扎根于民族信仰中的一种英雄行为。

大量的石刻文化载体被自然的风雨剥蚀、被历史的风雨推涌到现在，得以使后人观瞻和研究。在当今众多的“文化”系列中，作者使用了“石刻文化”[5]这一新的提法和概念。因为大量遗存的各色石刻品在更主要的意义上，当视为不同历史时期的一种文化现象，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情况。我们不仅要对这一文化现象本身进行调查，学习、研究，搞懂弄清每一件每一处文化石刻品的前因后果和来龙去脉，而且还可以在微观研究和传统的分析基础上[6]把这一文化现象看作是一个整体，跳出圈来，站在一个在时间上和空间上跨度很大的“整体”的外面来看待这一整体。新拓展一些视觉角度，在思维的方法论上做一些尝试性的开辟思考，力争为我们的研究对象在更大的社会文化范畴中定位布局。我们是在学习中探讨，在探讨中学习。一个时代所产生的某种文化现象上，必然带有深刻的该时代不同侧面的烙印。也可看出不同社会、不同时代里创造某一种文化现象的人的不同价值观念和善恶尺度。

本文把探讨和研究的范围限定在“吐蕃王朝”[7]和“西藏”[8]这样两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地域范围的概念之内。在西藏历史上，从公元七世纪初到公元九世纪中是吐蕃王朝统治时期，文治武功都建树辉煌。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奴隶制文明空前繁荣，创制文字、立法组军、典章制度，宗教哲学、艺术歌舞等都达到相当的高度。松赞干布、赤松德赞等著名赞普都曾以开放的胸怀和眼光，积极地引进和吸收周边地区的先进文化，对当时的西藏社会和以后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西藏”，“吐蕃王朝”时期遗存下来的石刻文化品究竟有多少，我们还不能断言，因为还远没有发现完毕，已发现的石刻品亦不一定收集的全面。文中对于每一件(处)石刻品也不作具体的考释和介绍，只是在有关专家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从一种新的研究角度，做一种新的思考。努力在宏观的意义上，把西藏石刻文化从整体上作为一种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现象，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探索一条新的思路，以图丰富我们学科中的一些课题。

从历史遗存的有限的石刻文化品中去看待和认识历史，最大限度地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工作。常常是需要几年、几十年、甚至是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的。通过举一反三，锲而不舍地深入钻研，希望能对吐蕃王朝时期西藏地方的石刻文化状况及其意义有一个较全面的基本认识。

　　西藏的石刻文化是一座不朽的文献，艺术宝库，也是西藏历史文献脉络中的重要一支，对我们在总体上认识和把握藏文化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为藏学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原创性第一手实物材料。兹就我个人在学习，探讨这一问题中，所得到的一些不成熟的初步的体会和认识，从以下几个方面谈一些粗浅的想法。

一、在石刻形制方面

吐蕃王朝时期遗存下来的石刻是比较丰富的，在西藏石刻文化的整体阵营中占有突出的位置。其以碑刻为主，且在形制方面也呈现出多样性，初分有以下二个大类：

1、摩崖镌刻

吐蕃王朝时期这一类的石刻文化有如第穆，洛札，丹玛，谐拉康，拉萨药王山早期的摩崖石刻等[9]。前四者皆用古藏文楷书刻石，根据一些藏、汉文古籍史料记载作佐证，已有前辈学者考释断定其为吐蕃时期作品。最后者即现所见到的整座药王山石刻，尽管尚一时难以断言具体哪一个，哪一处是属于吐蕃王朝时期的作品。但可以说这其中必有一部分刻石是吐蕃王朝时期所为。松赞干布王不断请来尼泊尔的一些有精巧技艺的造像匠人，依照那自然现出现的佛像，那种庄严神采，而精细雕出很清晰的身之所依——佛菩萨像及语之所依——六字真言等[10]。由此可见，早在吐蕃王朝初期，就已开启对拉萨药王山进行雕刻的历史了。

摩崖形的石刻具有它自身的特点，往往和整座自然山石连为一体，具有一般意义上的不可搬迁性。或于崖壁断面，或隐于山中某一处，虽饱经自然风雨的剥蚀，但较能随意搬迁的石碑，遇有战乱或社会动荡时，遭受毁坏的情形要相对少一些。同时，这种摩崖形石刻一般受山石走势和客观石质好坏的影响比较大。不能象一个独立个体的石雕刻品一样，面积和体积较小，易于反复加工打磨和精雕细刻。摩崖形刻石部位虽也经过选择和打磨，但也还是多显粗糙。且作品以整座山石作为依托，不能象柱形碑石刻品一样，人为地加以具体的石质“碑基”、“碑座”、“碑顶”、“碑帽”等配套性的石加工品。然而，其所刻面积的大小，所刻内容的布局安排却又具有相对的随意性，在空间上所受的限制要小一些。其文字符号一般采用单线阴刻的手法，造象则多取高、浅浮雕的形式。

在吐蕃王朝时期的西藏摩崖形石刻品中，我们还必须提到一点，即林芝本日山第穆萨摩崖碑所刻文字的布局样式，为我们大致地揭示了西藏吐蕃王朝时期，至少是赤德松赞统治时期[11]赞普所颁发诏书的公文款式。这是在迄今已知传世的各种古藏文文献中，唯一保存完整的吐蕃时期诏敕盟誓的原来规格。只有摩崖形碑所具有的自身特点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纸质的藏文梵夹本和各种碑柱形的碑石，由于受长条书纸张面积和碑身方寸的影响，都一般打破原来诏书公文的书写格式，统一用同样大小的字迹加以印刷和刻制，难以再现当时公文款式的原貌。而在第穆萨摩崖处刊勒诏书，石面使用面积较大．有可能做到保持赞普诏书公文款式的原貌。此摩崖碑的碑题、碑文段落层次分明，均用字头符标出，特别对于当时的赞普名字“赤松德赞”、“德松”和“诏”，“敕”等字，均写特大字体[12]，保存了表示“抬头”、“顶格”的特大字体款式。这是很值得注意和珍视的一点。

再者，在第穆萨摩崖碑的底部，或暂称作文字下方的碑座处存有横向一排右旋的“雍仲”符号字十个[13]，这是佛教徒常用来以表示“永固”之意的吉祥符号，但此摩崖碑所述却无丝毫佛教色彩，倒是保存了一些本教信仰的传统仪轨。故我们想此十个阳刻右旋“雍仲”，可能是后来的佛教徒补刻上去的。或为自己积累功德，或愿此碑能传世永存，或以此象征摩崖碑的碑座。关于此摩崖碑还有一点要提到，英国人黎吉生发表了有关此碑的两篇论文，但其资料依据并非他亲往其地考察抄录的碑文，而是根据杜迥活佛寄赠他的抄本和旧抄本撰写的，这就难免产生差误。例如：在该摩崖碑第十五列的rabs字之后，杜迥活佛抄作删节号，旧抄本则正好止于此字，黎氏遂以为原碑此处剥蚀，因先后益以chad、chad、na字，实则此处崖面恰有裂缝，故未镌字，并非原碑剥落[14]，可见实地调查之重要和关键。

2、石碑镌刻

石碑镌刻在国内外各地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石刻形制，但在西藏却又有它自己的独特之处。本文涉及的九通吐蕃时期遗存下来的这种形式的石刻文化载体[15]，我们暂时以“石碑形”样式[16]和“方石柱形”样式[17]来加以粗略的划分。高耸于布达拉宫前马路旁的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成为方石柱形碑的典型代表之作。“石碑形”中也有其厚度接近于宽度，趋向于“方石柱形”者，但我们还是先将其列入“石碑形”中。这两类样式的石碑在外观形制上虽有比较明显的区别，但它们都有着共同的特点，基本上都由碑基，碑座，碑身，碑帽、碑顶等要件构成。其中也有已残缺不全的，有的脱落了碑帽和碑顶[18]，有的甚至碑身也断裂为几截[19]。或者碑身一部分还被深埋在地下[20]，露出地面部分直指蓝天，受自然风化程度日甚。当然，也有近年来国家拨经费，在当地文管部门的主持下把埋在地下的部分挖出来，并加盖了碑亭，用金属材料对碑身做了拉力加固处[21]。几丈高的碑身由一块整石来雕刻完成，其石料来源和采石、运输手段都值的考探。用榫铆灌铸铜水的方法，得以使碑身和碑座，碑身和碑帽固连在一起，当时西藏社会的手工业、冶炼业的发展水平，也可由此反映一斑。碑身高立，令人仰视。

在石质方面，我们以上所列举的石碑形或方石柱形的碑石都大同小异。但位于山南桑耶寺的“兴佛证盟碑”[22]却又比较特殊。故单独提到。此碑不和别的碑一样，不以常见的石??作为碑座，而以石刻莲花作为碑座，或与莲花在佛教中的特意寓意甚佛祖诞生于莲花之说有关。而其现存碑身不仅所刻写古藏文字字完好无缺，清晰可认，而且表面近似水磨大理石般平整光亮细腻，抚摸似玉，其石质在西藏石碑中恐当推上乘之首。另外，其碑帽略呈长方形，四角上翘，素面无饰，顶部四角各有一个小圆坑。从藏文古文献《巴协》、《智者喜宴》等的记载和桑耶寺壁画及现存碑帽实物所示，此碑碑顶为一立体形的圆雕石狮，也有别于其它石碑常见的石质球体尖状物碑顶。

关于此碑还有一点值得提到，即碑文形式所给我们对于藏文文法格式及藏文发展史方面的一些启示(这一时期其它石碑的碑文里也有这种情况)，即碑刻行文中有不少的独个小圆点和竖排在一起的二个小圆点[23]。一般单独一个小圆点前是一个字，竖排的二个小圆点前是一个词。当然有时也有一个小圆点前面的字同时又是一个词的情况。这种藏文文法格式在碑刻文献中的呈现，说明藏文在历史的演变发展过程中至少有过这种现象，这是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应该注意到的。

除摩崖、石碑形制的石刻品外，吐蕃王朝时期西藏遗存下来的石刻文化载体中，还有圆雕和浮雕(含高浮雕和浅浮雕二种)之作。最为典型和最富有代表性的圆雕便是山南地区琼结县藏王墓依山最高处古墓下方山坡上的二尊石狮[24]。一般学者常提到的是面朝古墓左侧蹲座式的一尊雄性石狮，其原来右前腿已断无，不知去向，现为水泥补塑。右侧的一尊，和左侧的以墓为轴线呈对称状放置，无头，山脚方向前倾倒卧，可能是雌性[25]。关于这两尊石狮的艺术风格和雕刻特点，只能从左侧较完好的一尊上分析看出一些更多的东西。观其可见前额偏平，大眼，粗鼻，咧着奇大的嘴，上下齿间有缝，脖粗短，胸部异常前凸隆起，头上毛发披散脑后，周身显得强健有力且布有规则图案纹路。从其造型看，这尊立体形的圆雕石狮作品带有明显的古代波斯型风格特征。

在浮雕方面主要指被清代人士很不准确地译为“召拉笔洞”的拉萨查拉路甫石窟[26]的第一期造像。是沿窟壁上雕刻出的十几尊全身佛的高、浅浮雕造像。到现在藏族百姓还传说，它们是自己从石壁上慢慢长出来的，这种佛像或佛足的“自显说”在西藏及藏区都很普遍。该寺窟的僧人也曾亲口自信地给我这样作过介绍，这显然有宗教的神秘色彩。据藏文史料记载“王(松赞干布)复于札拉路布(即查拉路甫)建造神殿，所供主尊牟尼札拉依怙……皆自现出于岩上者，为未来有情积福德故，更由尼泊尔塑匠，将其于四周之岩壁上明显雕出……”[27]。在别的藏文史料中也有关于开凿此窟的记载：“茹雍妃在查拉路甫雕刻大梵王等佛像，当盐价(已涨至)八十(倍)时，每雕崖粉一升，其代价即给盐一升，由是在崖上雕凿成转经堂……历十三年圆满完成[28]。在这二则史料引文中，应当注意到“王”、“茹雍妃”、“大梵王”、“尼泊尔”、“十三年”、“盐价”、“转经堂”这些字眼，不仅可以提供基本的时间和空间概念，也可看出当时社会活动和生活现象方面的一些情况。此窟位于药王山东侧的半山腰处，是平面呈长方形的中心柱窟。此种布局形式的石窟，流行于我国历史上的北魏至隋唐之间，唐代以后不多见。可见始凿此窟的时间，据藏文史料记载和风格面貌，断在相当于我国唐朝时期的西藏吐蕃王朝时期是较为科学和合乎情理的。

此窟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有新的浮雕作品增补，历经宋、元、明等时期方基本凿雕完善。

在西藏，佛教密宗明咒藏文石刻文字、浮雕造像瞩目皆是，无处不有，或是环凿于庞大的石丘，或是镌刻在薄小的石片之上。宗教内容的崖壁断面浮雕造像和汇集成堆的“嘛呢”石，构成了藏专佛教所独具有的特殊风格和传播、表现形式。佛教在西藏，初兴于吐蕃王朝建政伊始，大盛于吐蕃王朝的中叶。现在吐蕃时期遗存下来的石刻浮雕作品。从其人物造像和书写字体内容尚都无法判断其镌刻的确切年代，但从最古老的敦煌古藏文手卷中，已经发现写有藏文“六字真言”的字样。据此可以认为，在西藏各地数不尽的摩崖、石板、卵石、“嘛呢”石刻品中，遗存有吐蕃时代的作品是大有可能的。何况已有材料说明吐蕃王朝时代西藏业已开始存在有刻石活动[29]，也即是否可以这样说，从吐蕃王朝时期开始对各类石头的雕刻，才开创了西藏所独具特色的石刻圆雕、浮雕和线刻等艺术形式的石刻文化。

二、在石刻内容方面

从本文所研究的对象可以看出，吐蕃王朝时期西藏的石刻作品以各种形式的碑刻为主，其又以盟书誓文、纪功述德为其大宗，也有祭祀、颁赏、会盟以及纯宗教内容的刻文造像，还有个别以纪事为内容的碑刻。在丹玛摩崖石刻中，却是刻文纪事和宗教造像共刊一处，这构成该处摩崖刻石的一个特点。并且在刻文中有藏、汉二种文字，这又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在刻文中对所纪事实和唐蕃人名的真实具体性和准确性，可看出当时藏汉民族关系并相互交流的的一些情况。在西藏迄今所发现的吐蕃时期的刻石中，用藏汉两种文字记述同一件事实和唐蕃人名刊于一处者，除了“唐蕃会盟碑”外，就只有丹玛摩崖刻石了。

我们在研究中，把内容为会盟的碑，分述于盟誓类之外，是把参加会盟的两个具有不同实力的政治实体作为对等或近似对等的关系来看待的。而也只有‘唐蕃会盟碑”归属此例。其它以盟誓为内容的碑，都为西藏吐蕃王朝内部，处于从属关系或并列关系的双方或几方参加的会盟。那么，在我们的发现中为什么会以这种内容的碑刻为主、数量最多那？

早在公元七世纪初期，吐蕃王朝就已形成一个统一的军事联盟的奴隶主统治政权。原始的部落联盟仪式——会盟宣誓制度一直保留下来，使用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了，不仅仅是部落之间，而且在王室和勋戚贵族之间也经常应用，为了缓和赞普和大臣之间的矛盾，双方或几方经常举行会盟，大臣表示效忠于赞普王室，赞普则重申保护群臣的各种权益。有时赞普父子与小帮王子、王妃、诸大臣和诸将领也一起参加盟誓，为了慎重起见，便把誓文内容勒石立碑，以便后人知晓和遵循。这是当时社会一项重要的政治活动。到了公元八，九世纪之交的赤松德赞统治以后，王室对佛教势力集团的权利也以宣誓的方式去保证。这些誓文有的也勒石立碑。这是已发现吐蕃王朝时代西藏碑文内容所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方面。

在考察和研究藏王墓的二尊石狮时，不难发现它和我们在别地见到的汉式狮子存在造型上的明显不同。前文曾指出的这二尊石狮带有较为明显的波斯型文化特征，这是因为在吐蕃王朝强盛时期武力远征御波斯[30]一带时，古老的波斯文化反向对西藏文化影响的产物。西藏不产狮子这种动物，但却经常可以见到狮子的形象。唐噶画、壁画、经幡（即祈愿幡，又叫“风马旗”或“龙达”)中都有狮子的形象。在寺院及别的建筑物内外也可见到狮子不同质地的造型形象。狮子的造型形象在西藏被用作象征胜利，这一动物形象的传入和其象征胜利概念的接受并借喻，有待做专文探讨。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一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受到印度、波斯和中国中原地区文化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在藏王墓二尊石狮的背部下方，都各刻有一左旋的“雍仲”字符，这是本教徒常用的吉祥符号。估计该字符不是和石狮的雕成同时刻上去的，而为本教徒后来发泄宗教情绪所为，或者有宗教斗争甚至政治斗争的可能连在一起，不能不使人产生这样或那样的推理。

进一步对查拉路甫石窟第一期造像的考察，我们会发现其都带有明显的印度造像风格。雕刻细腻，刀法熟练，人体比例谐调匀称，每个部分都经过仔细加工，衣纹深浅一致，有条不紊。在左侧窟壁上富有代表性的菩萨造像，上体明显地倾向右边，臀部凸出，以致全身都支撑在左腿上，右腿微屈着，形成“S”型，这样，可使过分纤瘦的腰肢相衬出丰满的臀乳，显得格外婀娜多姿，修长优美。这种造像风格和我国其它地区的石窟造像风格差别较大，和印度犍陀罗石窟寺艺术风格十分接近，最为突出的就是印度造像中的所谓“三道弯式”——即头向右倾斜(女像)，胸部则转向左方，同时由于印度人偏好臀部向傍耸出的姿势，两腿遂又转向右方。男像则与此相反，突出地显示出一种闲适自如的扭摆体态身躯柔软的精美多姿。而这种带有明显的印度风格造像，为什么会出自尼泊尔工匠之手[31]，是因为佛祖释迦牟尼就诞生在今尼泊尔南部的提罗拉科特附近，尼泊尔也是佛教的发祥地之一。印度和尼泊尔的佛教艺术在当时是完全一致的。这样对此点的疑问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石刻与民族（俗）学研究中的一个问题

在逐一实地考察吐蕃王朝时期西藏遗存下来的石刻品时，会发现这样一种不太被学术界重视和研究的社会现象，即人与石刻品之间呈现出的一种深刻而有趣的现象。笔者仅重点对此从民族（俗）学角度谈些想法和认识。

在拉萨和山南琼结县见到的一些石碑身上，都有被转磨出来的大小不等的圆坑洞，而又常见于碑身正面的中下部分[32]，有一部分被埋在地下的石碑则在碑身的较高处也可见到这种现象，当被埋入土中的碑身部分被挖出来后，这些小圆坑就变得举手难及了[33]。经蹲守仔细观察，这都是被以藏族群众为主的信徒们无数次地用另一块石头，旷日持久慢慢转磨出来的。每次磨出的石粉沫，都用手指刮下，用舌添食。这种举动所包含的民族（俗）学内容一定是很丰富的。把远古时代留下的信物赋以神圣的意义，研磨舔食其粉沫来表达自己对宗教的感情和信仰之笃，或满足某种生理与心理需求，比如对肠胃疾病的治疗。这是一种社会化了的个人宗教活动或个人巫术行为，给活动当事人带来的心理抚慰感和希望是不可低估的，构成了西藏宗教活动民俗化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

现在有些石碑四周筑起了围墙而加以保护，不能随步直接靠近[34]，碑身不再被磨研，但广大百姓在宗教活动(主要指转经)中舔食石粉沫的现象并没有中断消除。在拉萨药王山南麓一面断崖处，有大面积的被施了色彩的宗教浮雕造象、刻经刻咒，其前面有巨大的“嘛呢”堆和横七竖八拉挂着的各色经幅，宗教气氛浓烈。在依山脚举手可及的地方有两处被掏挖进去有几十公分深的凹陷处，凹陷处四周有明显的被石块划磨成一条条竖状的小石槽，百姓也从其槽内指取舔食划磨出的石质粉沫。该处位于以大昭寺为中心最外围的一条转经道上，善男信女们转经到此，都要先在“嘛呢”堆前跪拜，再绕崖前小溪旁的大“嘛呢”堆沿顺时针方向转一圈、三圈或更多数字的单数圈，然后到已成形的凹陷处用前额或背部叩抚和磨擦山石，再拿起小石块伸手磨出山石粉沫舔食后，沿着固定的转经道方向离去。百姓在此处舔食山石粉沫当和舔食碑身石粉沫的性质一样，除了从众的心理之外，也是将其视作圣物，赋予神性而加以舔食的，以求得神灵保佑，治病驱邪，吉祥如意。可见，历史遗留下来的石碑，特别是吐蕃时期的碑石是具有这种功能，曾起过这种作用的，它满足了群众的信仰心理和治疗需求，更值的重视的是它们现在仍在群众心目中居于崇高而神圣的地位而被加以顶礼，每路经其旁都止步双手合掌、低头默默祷告，这种极其虔诚而严肃行为的动态定格，映衬出遥远吐蕃时期西藏石刻文化又被赋予了的鲜活的生命力。

当然，有关西藏石刻文化中民族（俗）学研究的课题很多，需做专门研究撰文论述，在这里仅就此列作一项专题提出，以供进一步的分析。

四、石刻在历史学中的特殊贡献

本文研究所涉及的碑刻主要集中立就于赤松德赞、牟尼赞普、赤德松赞和赤祖德赞四朝赞普在位统治时期，而又以赤德松赞在位时所遗留的碑石最多。必须指出，西藏吐蕃时期遗存下来的石（碑）刻文化，作为藏地古藏文文献中极其重要的一类，在西藏地方史的研究中有着特殊的贡献。碑刻文献为历史学家提供了解决吐蕃王朝社会性质问题的确凿证据。

七到九世纪的吐蕃王朝政权属奴隶制政权，当时的社会形态属奴隶制社会形态。这一论断现在已被大部分学者所接受和认同。但在以往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缺乏甚至没有充足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而后来正是依靠发现的这一时期遗留下来的石碑，通过对碑文史料的释读和应用才为解决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提供了必要的钥匙，这是老一辈专家学者潜心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收获。

郭沫若先生通过研究钟鼎文字和人殉制度，为中国历史上的奴隶制社会确立了断代理论；通过对吐蕃王朝时期西藏遗存石刻碑文的研究，为西藏历史上奴隶制社会的存在和断代找到确凿的证据，都具有学科研究中的划时代意义。

这一问题的解决，对于其它历史问题的研究和解决都具有非凡的影响和说明解释力量。在恩兰·达扎路恭纪功碑，第穆萨摩崖碑、谐拉康碑甲，谐拉康碑乙，楚布寺存江浦建寺碑的碑文中，都依次提到历朝赞普封赐给其臣下的世袭永业，主要是奴隶、农田、牧场[35]。我们从已发现吐蕃王朝时期遗存的石刻中，找出这五通碑文述及吐蕃王朝功臣，贵族、高僧们的世袭永业是完全一致的。这五通碑石基本上是在吐蕃四朝赞普在位统治时期所立，时间范围从公元八世纪中到九世纪上半叶，可见历史发展到吐蕃王朝的中、晚期，当时社会的经济基础和阶级结构并没有多大改变。奴隶在这里仅作为“会说话的工具”和农田、牧场等生产资料排在一起，由赞普赏赠给其下属，并被一致排列在农田和牧场之前。这与吐蕃时期古藏文文献中记载有松赞干布之妹嫁入羊同(象雄)，同时有封地、奴隶、牲畜作妆奁[36]是具有同一种含义的。羊同(象雄)大约亡于公元644年，据此，我们可推断，从644年羊同(象雄)灭亡前到836年的二百余年中，藏族古代史仍处于奴隶占有制时代。同时，从其它古藏文文献和吐蕃王朝时期遗存碑刻内容所述的把奴隶、农田、牧场三者作为封赠和妆奁的世袭财产，也说明奴隶是农田和牧场上的劳动者，正是这些劳动者经营着这些农田和牧场。可见，奴隶在当时的社会里是被作为一种世袭的财产，而不算是人，是作为一种很重要的赏赠物随别样的生产资料一起可以易换主人的。有大量奴隶存在的社会，其社会性质不能不是奴隶制。

另外，在吐蕃王朝结束以后的公元996年，西藏西部的古格王朝首领，曾把当地的协尔地方作为供养“豁卡”(庄园)封赐给求法译经、兴建托林寺有功的大译师仁钦桑布[37]。这是至今已知在藏文史籍中有关封建领主庄园制度确立的最早记载。在仁钦桑布接受的封赠中，以前所见诸吐蕃碑刻中所记的居于首位的奴隶一词则再不见了。而以农田、牧场为主要内容的“豁卡”，即农奴领主庄园的名义第一次出现。这是因为这时吐蕃奴隶制社会已经解体，奴隶已在社会上获得大量的解放而改变了自己的身份。不再被作为一种私有财产而可以作为一种主要的赏赐物了，社会上奴隶的成分已不重要了。同时也标志着藏族古代社会的奴隶制阶段至迟到此宣告结束了。比较研究古藏文文献和吐蕃碑文的内容，更加说明西藏吐蕃王朝时期遗存碑石文化在历史学研究中的重大意义。纸、石两种质地相异的文献载体互相映证了西藏地方历史上奴隶制社会存在的基本起止时间。这不仅对西藏地方史，中国民族史乃至东亚史的学习和研究都具有影响深远的意义。

本文对吐蕃时期西藏石刻文化，从形制，内容及其对民族（俗）学和历史学研究提供的丰富素材和突出贡献四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可见，吐蕃时期是西藏石刻文化发展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阶段。在数量上以碑刻居多，而又以古藏文刻字记事为主要内容，是一批重要的难得的古文献。

石刻这一文化遗产是藏文化中的一项显著内容，而石刻文化在西藏从古至今又自成体系，从远古时代到奴隶占有制社会，从中世纪到近代和现代，不同的社会性质都赋予了它不同的内涵，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具有了深刻的时代特征。以刻石的形式反映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信仰形态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记载重大历史事件或揭示远古居民的生产生活面貌，具有很强的民族性、地域性和历史的连续性而形成为民族的传统。笔者首称其为石刻文化，不仅在宏观上具有概括总结的意义，而且在微观研究上有着多学科穿插互证的研究趣向。研究还只是一个侧面，工作也只是探索性的，但对继承和弘扬藏文化中的优秀传统是有益助的。对于这一课题的研究，随着西藏石刻品的不断发现和学术生态的演进还将走向深入和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

原文载《藏学研究论丛》（第三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现略有修改。

注释

[1]楔形文字是亚洲西部一种古老的文字，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由“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创造。后来亚述人、波斯人、巴比伦人等都使用这种文字记录自己的语言。多刻在石头和泥版(泥砖)上，笔画呈楔状，颇象钉头或箭头，故也叫“钉头文字”或“箭头字”，在长期使用过程中，楔形宇渐由表形，表意演进为表音。考古学家发现的大批各种楔形文字铭刻或泥版，十九世纪以来已陆续译解成功，从而为该地区及世界古代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条件。

[2]见杜齐：《西藏考古》。

[3]“嘛呢”是藏文所拼梵语的汉字转泽。

[4]指藏文咒语“?、嘛、呢、叭、咪、?”，“?”即佛部心，“嘛呢”即宝部心（聚宝珠），“叭咪”即莲花部心，“?”为金刚部心。

[5]笔者第一次提出并使用“西藏石刻文化”这一概念，主要是从研究的思路和方法论上把从古至今在西藏各地随处可见到的各种石刻品，看作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即一种文化现象，来从宏观角度进行整体的研究，这是在前辈专家学者在对部分西藏石刻品的考证，释读等微观研究的基础上，探寻推动这种文化现象产生和发展的深刻社会历史根源，以及这一文化形式和现象对西藏社会各方面所起得作用。

[6]如李方桂、常风玄、王尧等对吐蕃时期碑刻细致而具体的研究和分析。

[7]“吐蕃王朝”指从公元七世纪初，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到公元九世纪中叶，吐蕃王朝的最后一位赞普(王)朗达玛被刺身亡，在西藏地方历史上前后有二百余年的一个发展时期。

[8]“西藏”这一地域概念出现得较晚，汉文史料最早见于《明实录·神宗朝》万历三年四月甲戌条。以及《清实录·圣祖朝》康熙二年五月乙未条。实指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藏自治区。

[9]这五处摩崖石刻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1、第穆萨摩崖碑，其形制为摩崖刻石，刻于吐蕃王朝的赤德松赞(公元798-815年在位)时期。刻文为古藏文楷书，以盟誓为内容，位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县米瑞区广久乡达域龙增衬的本日山崖。本世纪50年代被学术界发现。其主要特点之一是揭示了赞普诏书的行文款式。此地发现的此类形刻石就此一处。2、洛札摩崖石刻，其形制为摩崖刻石，刊于吐蕃王朝的赤德松赞时期。刻文为古藏文楷书，以盟誓、颁赏为内容，位于西藏自治区洛札县城西北五公里多穷村右侧石崖和县城东洛札其曲河与门当河汇流处的石壁上，共二处。本世纪80年代初期被学术界发现。3、丹玛摩崖石刻，其形制为摩崖刻石，刊于吐蕃王朝的赤德松赞时期。刻文为古藏文楷书，有汉字题记，以记事、述功德为内容，位于西藏自治区察雅县香堆区仁达乡的丹玛崖。本世纪80年代中期被学术界发现。其造像、刻文(藏、汉)，经恰白·次旦平措考证，认为刻于公元804年。4、谐拉康摩崖石刻，其形制为摩崖刻石，刊于吐蕃王朝的赤德松赞时期。刻文为古藏文楷书，以祭祀为内容，位于西藏自治区墨竹工卡县止贡区宗雪乡谐拉康寺右侧山后崖上。被学术界发现于近代。从内容看，应是刻于谐拉康建寺之前。5、拉萨药王山早期石刻，其形制为摩崖刻石。早在赞普松赞干布在位(公元629-650年在位)的吐蕃王朝初期，即有文献记载开始对拉萨的药王山进行雕刻了，有藏文刻字、佛教造像。此山可谓是西藏石刻文化载体的集大成者，千余年来，刻石活动不断，时间上的延续性呈现的很强烈突出。

[10]修行佛法讲究身，语，意三者的有机统一，与佛成一体，菩萨造像即佛身之表现，六字真言刻文即佛语的高度概括总结。是秘密莲花部之根本真言，也是佛教经典的根源。关于此段记载详见五世达赖喇嘛所著的《西藏王臣记》。

[11]赤德松赞是吐蕃王朝历史上的第七位赞普，其统治时期是从公元798年到公元815年。

[12]第穆萨摩崖碑实物情况请参见常凤玄：“吐蕃工布摩崖碑考释”一文所附照片，载《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1984年版)。另《藏族简史》一书中和王尧《吐蕃金石录》一书的封面和第八页也有该碑照片。

[13]见第穆萨摩崖碑的实物照片。“雍仲”万字符，常被用作佛教徒胸部的吉祥标志，是太阳或火的象征，也为吉祥海云相，是释迦牟尼三十二相之一。在古代印度、波斯、希腊等国均有，为婆罗门教、佛教、耆那教等使用。武则天长寿二年(693)，制定读“万”字音。 “◆”或作“?”，[唐]慧林《一切经音义》卷21称，应以“◆”为准。现在一般认为顺时针方向的右旋“雍仲”（）为佛教徒所用，而逆时针方向的左旋“雍肿”（）为本教徒所用。

[14]见常风玄：“吐蕃工布摩崖碑考释”一文，载《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219页。

[15]指人类按照一定的思想和认识，借助工具劳动作用于石头而形成的石刻文化品。关于这九通碑刻的情况是这样：1、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呈方石柱形制，更准确的讲是呈方锥石柱形。位于拉萨市布达拉宫前的马路旁，立于赤松德赞在位时期，以古藏文楷书刻字，内容为纪功，盟誓，在一些藏文古籍中有关于此碑的记载。2、桑耶寺兴佛证盟碑，是比较典型的石碑形制，位于山南地区札囊县境内的桑耶寺，以盟暂为内容，古藏文楷书刻写，藏文古籍中有载，以石雕刻莲花座为其特征，碑身石质似玉，刻文保存完好，甚是精美。3、赤松德赞墓碑，呈石碑形制，现位于山南地区琼结县人民医院旧址院内水渠旁，是叙述功德的纪念碑，以古藏文楷书刻字，立于牟尼赞普(公元797-798年)在位时期，近代被学术界所发现。现只有碑身上半部分露出地面，下半部及碑座、台基等仍深埋地下，字迹不清，碑身上有用黄颜色写的标语口号。4、赤德松赞墓碑，呈石碑形制，位于山南地区琼结县藏王墓群中的赤德松赞墓侧，内容以纪述功德为主，古藏文楷书刻字，立于赤祖德赞(公元815—836年)在位统治时期，近代被学术界发现。早时地处河床，已被泥土埋了下半部分，现已挖出碑身和碑座部分，碑基尚看不到，并盖了碑亭，作了加固处理，有专人看管，文字部分损坏严重，碑身侧面有浅浮雕龙形，碑帽四角下方有飞天浅浮雕。5、谐拉康碑甲，呈石碑形制，位于西藏墨竹工卡县止贡区宗雪乡谐拉康寺内，立于赤德松赞(公元798—815年)在位时期，内容以盟誓、述德为主，古藏文楷书刻字，在藏文古籍中有关于此碑的记载，最迟在20世纪50年代有关于研究此碑的成果问世。6、谐拉康碑乙，呈石碑形制，位于西藏墨竹工卡县止贡区宗雪乡谐拉康寺内仓库北墙下，以盟誓、述德为内容，古藏文楷书刻字，立于赤德松赞(公元798—815年)在位统治时期，藏文古籍中有关于此碑的记载，王尧先生认为该碑立于公元812年，现碑已断裂为三段，一说为蒙古人战乱所致。7、噶迥寺建寺碑，呈石碑形制，位于拉萨河对岸西南的若玛岗，内容为盟誓、封授，古藏文楷书刻字，近代被学术界发现，立于赤德松赞(公元798—815年)在位统治时期，主要刻有赤德松赞两道诏书及参与盟誓的各位臣工酋长名单。8、楚布寺存江浦寺建寺碑，呈石碑形制。现移存西藏堆龙德庆县楚布寺原址。江浦寺已毁，但建寺碑尚存。以祭祀、证盟为内容，古藏文楷书刻字，近代被学术界所发现。立于赤祖德赞(公元815—836年)在位统治时期。9、唐蕃会盟碑，呈石碑形制，位于拉萨市大昭寺正门前，现筑了围墙保护，以会盟为内容，以古藏文楷书和汉文行楷刻字。藏汉文古籍文献中均有关于此碑的记载。其正面、背面，左、右两侧共四面碑身均有刻文。立于赤祖德赞(公元815—836年)在位统治时期。

[16]这里以“石碑形”作为一类的划分，是以在祖国中原地区常见的碑刻形制作为参照的。一般碑身的宽度明显大于其厚度，呈偏平长方体状。

[17]我们划分其为“方石柱形”，是相对于“石碑形”而从其外观形制的比例为依据的，其碑身宽度等于或接近于厚度，呈长方体状，象高耸的方形石柱。

[18]如“兴佛证盟碑”无碑帽，“谐拉康碑甲”既无碑顶也无碑帽。

[19]如“谐拉康碑乙”已断裂为三截。

[20]如山南琼结县的“赤松德赞墓碑”

[21]如山南琼结县藏王墓的“赤德松赞墓碑”。

[22]作者对此曾前往专门考察拍照。详细情况见注[15]，实物照片见《吐蕃金石录》，第12页。

[23]这一现象见《吐蕃金石录》，第11页、第12页、页13页、页14页及书中所附有关碑石刻文的照片。就此问题笔者曾请教过常凤玄教授，他认为两个点是构词符号。

[24]关于藏王墓的二尊园雕石狮，作者曾前往进行过数次实地考察。位于西藏山南地区琼结县藏王墓群依山最高处墓前。是吐蕃时期带有明显波斯型风格的圆雕作品，二尊石狮背面均有一左旋雍仲“◆”字符，一尊前右腿断损。以水泥补塑，另一尊朝前倒卧，无头，二尊呈左、右对称状。

[25]在这里说藏王墓二尊石狮是一雄一雌，主要是依其所刻外观面貌和狮子的雄雌生物特征而推断的。一般雄性头颈部有长毛披散脑后，雌性头颈部则无长毛披散脑后。就此我曾请教藏族学者陈邦尧老师，他说，西藏的狮子都是雄性而不分雄雌。这一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26]关于查拉路甫石窟早期的石刻造像，以窟壁处一排十几尊全身造像为主。该窟位于拉萨药王山山脚东侧，有材料记载始凿于松赞干布(公元629—650年)在位统治时期，凿刻有古藏文“六字真言”，但以佛像为主，造像多呈高浮雕状。布局为中心柱窟样式，印度犍陀罗石窟寺艺术风格明显。

[27]见索南坚赞：《西藏王统记》，王沂暖译，商务印书馆1955年5月第3版，第52页。书名或译《吐蕃王统世系明鉴》。